仁有两般：有作为底，有自然底。

在《修养》中，刘少奇提出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崇高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政权的性质和世界革命的目标，是维系在每个人道德理想的实现上。

杨振宁描述了这次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如果仅靠马列经典原著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我认为，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由一个双方都未曾明确意识到的前提带来的。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就说：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我们应该从三种价值体系来透视，第一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

也许，唐君毅是较早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集团，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到文革，抽象的人性论一直处于被批判中。孔子的名，荀子的分，不可能hold住城头变幻大王旗所激生的心存僭越的非分之想和投机取巧，窝里斗，玩兵法，结果还是只有一个：待有开朝帝王（僭主）这样的鸵鸟出现来平天下（先摆平、后削平、再压平）。

Epithumia（嗜欲）的是指向饥饿、口渴、性欲等肉身的感官欲望。那么，礼这个孔子眼中的核心的核心，又是指什么呢？林放问礼之本。所以，作为一个非凡的对话者的他者的介入的过程，也即是教育的过程，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心灵（nous）助产术，或者说苏格拉底的对话的中心主题：人所能教导别人的，其实只是他已经知道但却已经忘记的东西，通过激发、唤起追忆，每个人的wholeness（完整性，整全性）在自身的最深处得以重建，所以说，哲学（友爱·智慧）是一种乡愁，在古希腊这就是Eudaimonia，对应于英文happiness（幸福），但准确的英译是human flourishing（人之丰盈），相当于庄子所说的至人，而苏格拉底就是这种自足的幸福的典范。悳之行五，和谓之悳，四行和谓之善。

既可成为nous（理性）的盟友，又对哲学造成威胁。可能有人有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没能演化出一种民主制呢，因为，民主要成为一种稳定均衡，需要比僭主制远为苛刻的条件，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历史往往是在君主和僭主之间震荡、雅典民主在古希腊之后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二千多年[4]以及近现代史上民主在太多的国家命运多舛的原因，甚至有西方学者指出，西方的近现代民主政治亦是一种偶然的产物。

但同时，他又渴望高贵的品性，有一种精神的饥饿，依他的品味来看，仅仅为了活着或健康，是猪的作风，这样的城邦只是猪的城邦。而且只有在悳（nous）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何为道中庸又如何致中和。例如，聖是王（悳，nous）上口+耳，可见听和说（即语言和交流）对于王成聖是多么重要，这有没有点nous + logos的意思呢？当然，这还需要相当深入研究和严格论证，我们必须就此打住。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

不过，在《论语》里，孔子曰了，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以仁消解自我（self），虚拟一个君子人格（Personality），构造出一个克己复礼框架，力图摈除争心复现天下大治，可是，人不可能无欲无求，孔子也承认自己到了七十岁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可见克己复礼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项高门槛、高标准、高难度的作业。基于这种模仿，建立了追忆（anamnesis, recollection）的假设。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51]，德国汉学家顾彬（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所说，中国人始终就是在混日子，威廉·柯珀所说：只要是奴隶，无论他多么知足，都不可能知道自由可以显示出的万千魅力[52]。

当然，一个社会需要官员，更需要政治家，但是，所有人都想当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定是一种精神病，今天我们名之曰官本位。现在，我们已身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却正遭遇历史上的第三次精神危机。

孔子这种主观上是在修仁而客观上却是在进行一种礼内化于‘己，‘己外化为礼技术操作，其实被明朝末年的耿定理（1533-1583）发现过。那些把现代极权主义归罪于柏拉图的《Politeia》的观点，实在是不明就里。

他必定总是继续他的渴望，变得可憎，并做出所有骇人的行为。在我们这儿，土地神奇了，时代荒诞了，青年迷了，精英怂了，D朝天，齐B裙，跑步退回原始社会，头文字C，但却早丢了野蛮的骄傲，只剩下猥琐的野蛮，伪装性情，挥霍激情，贩卖矫情，潜伏滥情，狂喷无情……这样一个到处是CBD的DBC时代，徒有表面上的奢华，其实却失去了一切，包括真正的爱、痛抑或恨的能力，人人像一只只蜷缩的蜗牛，用冷漠的硬壳来保卫自己，内心却软弱无力，闭上眼睛才能看见我们时代的大匮乏。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再比如五行中的君子和孔子的君子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孔子把内生的、独立性的士君子改造为外部的、依附性的仕君子，结果必定逐渐沦为伪君子。福柯指出，正是关心你自身这一法则的内部以及这一关心的尽头，出现了德尔斐神庙前镌刻的gnōthi seauton（know thyself：认识你自己）这一法则，gnōthi seauton 和epimeleia heauton（认识自己和关心自身）之间有着一种动态的交织，一种相互召唤。质疑韩寒代笔（《三重门》）者，就像有些人看历史一样犯了倒着看的方法论错误。

我们需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申张自由，申张自由便是立人（自尊-自由-人权）。到了智者派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那里，logos则只相当于老子的名了，而成了一套相对主义的修辞术（rhetorike）、诡辩术，可以说是最早的煽动技术。

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马克斯·韦伯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苏格拉底为了驯服格劳孔的血气（争心），只是试着给了他一点点哲学（philosophy，友爱·智慧）意识，因为其他的任何劝告，都无异于空洞的道德说教。

僭主只是在追求看上去是（seem）自己所想要（want）的、而非确实是（be）自己所需要（need）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

清代学者戴震，曾严厉地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这一大约是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时期，即德国思想家K.J.雅斯贝尔斯（1883-1969）所说的轴心时代。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正如莱布尼兹这位历史上少见的通才所说，所有的我们的观念（概念）都是由非常小数目的简单观念复合而成，它们形成了人类思维的字母，中国文化中悳丢失了、整容了、道被害了，这些基本的哲学概念的失落，意谓着中国语言（古代汉语）有机性的损失、生成性的丧失，中国人思维能力的偏失、精神生活的殒落，以至于赢得了黑格尔干净利落却毫不留情的评价：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中国人很远。只有少数人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一个脱节时代中普遍的非人性化，以及在其中发生的智识和政治的畸变

故明道谓：‘义礼智，皆仁也。至如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

若见得此理，则圣人言仁处，或就人上说，或就事上说，皆是这一个道理。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

直卿云：六经中专言仁者，包四端也。曰：此是众人公共说底，毕竟紧要处不知如何。四者于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不是虚说。朱子指出，仁义礼智是人之德性，这里所用的德性应当与朱子一般所用的性有所不同，而接近心，即心之德。

本来，元亨利贞是生长收藏的性，不就是生长收藏的过程，而在这里，仁义礼智不像是性，而成了流行总体和过程本身。〔佐〕（同上）发时无次第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感发生是没有一定次序的，生时有次第是指仁义礼智作为生气流行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

朱子把传统德目置于理的概念下进行讨论，首先是关于一理与五常的关系：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冬至一阳来复，生意又复发起，生长收藏，不断循环。

直卿问：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这样看来，四德有性理和心德的不同用法。